李世默：中國的戰略未來繫於歐亞與全球南方，不只太平洋

李世默說：「當中國成長到今天的規模，太平洋越來越像一個前線，而不是一個足以承載中國戰略中心的空間。」在港大傳訊及公共事務處與藍海沙龍合辦的對話中，他以美國的「小院高牆」技術政策取向為起點，延伸討論權力、科技與全球聯繫的重組。

他與港大副校長（大學拓展）汪揚教授——亦任數學、計算與數據科學講座教授——對談時認為，以大西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讓位於多極現實；大陸資源、工業生產和互聯互通將日益影響全球實力的分布。

成唯資本董事長及管理合夥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諮詢委員會主任李世默認為，中國未來的重要戰略空間在歐亞大陸：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處於大陸中部，而這一地區連接北冰洋、太平洋與印度洋。

他認為，美國對華技術限制不會終結中國的產業升級，卻可能推動中國把更多科技、製造與商業聯繫投向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等全球南方市場。這也要求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樞紐，超越傳統英語圈聯繫，建立更廣泛而有實質內容的合作網絡。

從大西洋主義到大陸戰略空間

李世默將以美國與西歐政治、安全和價值體系為核心的「大西洋主義」，與正在重組的太平洋現實相對照。他認為，當中國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太平洋一側的美國及其盟友、日本、韓國和菲律賓所處的安全結構日趨複雜；歐亞則是一個重要的地緣戰略空間，擁有能源、人口、工業能力與糧食資源。

當汪揚教授問及，這一歐亞戰略視角能否類比為「以農村包圍城市」時，李世默提醒，不應把它簡化為地理上的迂迴戰術。

李世默說：「它不是簡單地繞開誰、包圍誰，而是面對一個硬實力競爭的現實：科技、金融、工業產能、糧食安全和資源配置，都會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戰略回旋餘地。」

汪揚教授其後問及，將俄羅斯置於這一戰略圖景的核心是否可行。李世默表示，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已發生結構性變化，未來數十年回到過去狀態的可能性很低；他認為，俄羅斯仍將是中國外交和歐亞戰略中的重點。

李世默也鼓勵年輕人多到俄羅斯和中亞。他說，下一代除了英語，也應理解俄語世界、中亞社會以及歐亞大陸的歷史與經濟；中亞並非邊緣地帶，而是理解大陸聯通、能源、物流、貿易和區域政治的重要窗口。

製造實力與高牆的目的

李世默將當前技術競爭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長時段變化中理解：中國早期透過製造業進入全球化，學習、採購和吸收基礎技術，再把產品和應用做出來；二十多年後，電動車、光伏、消費電子、機器人和生物科技等產業的競爭力持續提升。汪揚教授補充，中國已成為重要汽車出口國，在創新藥等領域的投入也在增長。

李世默認為，「小院高牆」旨在把最先進的技術留在院內，只讓美國及其最親密盟友使用，並試圖把中國排除在外。這既反映美國對自身地位受挑戰的判斷，也折射出中國不可能長期停留在技術體系邊緣的現實。

汪揚教授從歷史角度談到技術擴散：當美國今日指責中國「模仿」或「盜取」技術時，也可回望美國工業化早期。美國在追趕英國時，同樣透過引進人才、學習工藝、複製機器設計來加速工業發展。

李世默認為，美國的限制會帶來短期壓力，尤其涉及高端晶片、先進設備與供應鏈；但若使用過度，也會促使受限制一方加快建立替代能力。

談到半導體，李世默承認美國在先進晶片與算力上仍有明顯優勢。他認為，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並非萬能；中國不會因限制而放棄發展晶片、軟件和高端製造，而過度限制也會推動本土替代和技術能力的累積。

人工智能、開放模型與全球南方

李世默表示，美國在算力和先進晶片上仍有明顯優勢；中國則在算法、應用場景、製造能力、工程落地和龐大的實際產業需求方面具備優勢。他認為，這不是一場可以用「誰已全面領先」概括的競爭，而是在不同層面各有長短。

汪揚教授把焦點放在人工智能的物理約束上：人工智能正面對電力、算力和基礎設施的限制。中國的發電能力和新能源增長速度，可能為大規模部署人工智能提供條件。不過，美國在某些最前沿模型和高度專門化任務上仍然很強；關鍵不僅是模型在困難基準測試上的表現，也在於它能否以可負擔、可靠的方式進入教育、醫療、製造、公共服務和日常生活。

對李世默而言，這場競逐不僅關乎誰能建造最強的封閉式前沿模型，更關乎誰能以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採用的規模和價格，提供有用的技術。

李世默表示，中國不希望出現一個嚴格的兩極世界。他認為，若中國選擇走「大世界」的路，應推動更廣泛的應用、開放生態和更低成本的技術擴散，讓全球南方國家不必只依賴昂貴的西方平台。

當討論轉向中美在人工智能安全上的合作前景時，李世默表示，雙方應該談，也需要談；但他對短期內取得成果並不樂觀，因為互信不足。

汪揚教授認為，最終出現合作的概率不低，但很可能不是近期。以冷戰時期美蘇在共同風險變得足夠清晰後進行核軍控談判為例，他認為人工智能也可能帶來類似的共同挑戰。

汪揚教授說：「或許要等到一次接近災難、卻尚未造成不可逆後果的事件出現，各方才會感到無法迴避。美蘇當年能夠談核軍控，也是在共同風險變得足夠清晰之後。人工智能也可能成為類似的生存性挑戰。」

從TED演講到實力競逐

回顧李世默2013年的TED演講，他當時就中國政治制度的適應性提出論述，並質疑以單一政治標準衡量不同社會的做法。這一關切延伸至本次對話中對政治成功、制度比較與實證分析的討論。

談及他在《經濟學人》發表的觀點，李世默提醒不要把「自由主義」與「民主」完全畫等號。他說，自由主義民主重視個人權利、財產權和個人選擇；但純粹多數決也可能與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發生張力。汪揚教授補充，美國制度中的制衡原本旨在防止單純多數決傷害個人權利，但否決點愈來愈多，也可能令民意透過選舉進入政策體系的路徑變得更複雜。

汪揚教授以阿羅不可能性定理說明，社會成員有不同偏好時，要把所有偏好整合成完全一致、同時滿足若干合理條件的社會選擇，在數學上並不可行。他提醒，所謂「人民的意願」在數學和政治理論上都不是可以輕率使用的概念；若把高度複雜的社會現實壓縮為「民主或不民主」的一個維度，並以此取代分析，便會遮蔽現實。

這種對西方意識形態框架的共同懷疑，突顯了李世默自2013年TED演講以來戰略視野的鮮明轉變。2013年，李世默曾向國際聽眾直接而有說服力地陳述其觀點；如今，他懷疑說服是否仍能彌合分歧。

當有聽眾問及，中國日益增長的科技實力能否轉化為在國際傳播上更大的影響力時，李世默的回答相當直率。

李世默說：「我2013年的TED演講已經是13年前的事。現在再讓我去作同樣的演講，我覺得沒有必要，也是在浪費時間。」

他認為，關鍵在於提升硬實力。「硬實力到位以後，許多事情會不攻自破。」他也承認，國家仍會提出自己的理念和口號，但最後要看真實的能力。

給香港的課題

對話最後回到香港。李世默認為，香港擁有法律、貨幣、稅制和金融結構優勢；但其過去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英美化」，與英美和傳統西方市場聯繫很深，對其他語言、地區和商業網絡的理解相對有限。他認為，若世界確實愈來愈多極，香港應擴大而非縮小其國際化，與葡語世界、巴西、中東、俄羅斯、中亞、非洲和東南亞建立更深聯繫。

汪揚教授表示，香港大學希望在這種更廣義、更紮實的國際化中發揮作用。大學可以幫助年輕人理解不同地區，也可以在研究、人才培養、科技合作和公共對話中建立新的聯繫。

對港大讀者而言，這場對話提出的歐亞命題留下了一個具體問題：隨着技術管制收緊、戰略競爭加劇，商業聯繫、標準制定和全球人才流動將如何重組？答案仍有待事實與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