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AI競賽：港大學者將倫理置於地緣政治的核心

當各國競逐先進晶片、前沿AI模型和制定相關規則的主導權時，論述往往被視為一場競賽。兩位港大學者Boris Babic教授及Brian Wong教授在新書中提出一個更棘手的問題：當人工智能重塑邊界、安全、公共決策和獲取機會的方式時，誰應承擔後果？

「要理解AI地緣政治，必須正視倫理分析；若缺乏地緣政治的認知，也不可能在真空中理解AI倫理。」Wong教授在與合著者Babic教授共同宣布新書時寫道。

這一主張正是《The Geopoli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核心。該書為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sessment《Elements in Philosophy and AI》系列的最新開放取用著作。兩位作者認為，AI不應只被視為技術安全議題或國內政策工具。當演算法和AI基礎設施進入外交政策、軍事事務、移民制度和全球供應鏈時，便會帶來獨特的倫理風險與機遇。

Babic教授為港大HKU-100數據科學、法律及哲學副教授，Wong教授為港大HKU-100哲學助理教授。二人結合政治哲學、AI倫理、國際關係和理性選擇理論，提出「宏觀AI倫理」（macro-AI ethics）：一種把國家、企業、國際組織和全球公眾，而不只是個別使用者，均視為具有道德相關性的行動者的取徑。

兩位作者認為，這一轉向十分重要。傳統AI倫理往往聚焦於對個人和群體造成的傷害，包括私隱、偏見和公平問題；國際關係分析則往往以大國競爭和國家自身利益為中心。他們指出，單靠任何一種取徑，都不足以充分處理AI可能如何影響衝突升級、外交決策、軍事用途、虛假資訊、移民公義，或其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

該書亦重新審視責任問題。若AI所造成的傷害源於某一行動者明確而有意的行為，傳統的法律責任或可適用。然而，地緣政治層面的傷害往往是分散的，可能由政府、企業、投資者、開發者和機構相互交織的決定所造成。作者援引政治理論家Iris Marion Young的「社會連結模式」（Social Connection Model）指出，協助再生產有害結構的行動者，即使未必有任何一方可被直接歸咎，仍可能負有面向未來的責任，以預防、修補或減輕傷害。

基於同樣理由，他們認為，全球AI公義不能被化約為分配運算能力、模型、數據或晶片的取得權。他們提出的「全球AI關係平等主義」（global AI 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追問人們和國家能否在開發、管治、規管和使用AI時，以平等者的身分彼此相待。關鍵不只是誰得到某項資源，而是全球AI系統會否再生產支配、排斥、地位階序和不尊重。

兩位作者亦質疑一種假設：每個國家都必須透過限制競爭對手取得技術和基礎設施，才能贏得一場零和的AI競賽。他們運用博弈論中的「鹿獵」（Stag Hunt）模型，主張只要各國能建立信任、可信的制度和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合作便能為各方帶來更好的結果。這並非否定競爭或安全憂慮的現實，而是追問孤立主義策略會否加深政府聲稱要管理的風險。

對於關注快速演變的AI管治辯論的讀者而言，該書提供了一套超越「競賽」比喻的哲學語彙。它所追問的，不只是誰能開發最強大的系統，也包括誰有發言權塑造這些系統、誰會承受其傷害，以及當技術成為地緣政治權力的一部分時，隨之而來的是甚麼責任。

閱讀開放取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