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花到隐身斗篷: 约翰·彭德里爵士不断重新出发的一生
编者按:约翰·彭德里爵士是港大于2026年11月18日举行的第219届学位颁授典礼上,获颁名誉博士学位的四位人士之一。本文根据他与港大赞词宣读员贝淡宁教授,以及他到访期间向港大社群领袖所作的非正式发言写成。
若问约翰·彭德里爵士,“光”这个字让他想到什么,他不会先谈方程。他想起小时候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集镇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的清晨:醒来时,晨光从对面的红砖房屋反射过来,卧室里满是橙色的光。
“看到那光,就知道这一天会很美好,”他回忆道。
这位伦敦帝国学院的物理学家参与发展了超材料的理论构想。这类人为设计的结构,能以普通材料无法做到的方式引导电磁波。他提出的超透镜和隐身斗篷构想,让他享誉国际。然而,在我们的交谈中,这位科学家的故事却从不那么宏大的地方开始:一个想弄明白事物如何运作的孩子,和一个处处有待探索的世界。
来自“便士草地”的少年
彭德里生于1943年,在兰开夏郡的一座棉纺小镇长大。战时住房紧张,他的父母搬进了祖母家。祖母经营一家商店,卖糖果、冰淇淋和巧克力。在已出版的自传中,他称那里是“小男孩的天堂”。地窖里还放着一些废弃的机械和电气设备,那是另一种宝藏。
店铺所在的地方叫“便士草地”(Penny Meadow),这名字让他觉得有趣,因为那里早已找不到草的踪影。店主们和家人住在附近,有不少孩子可以一起玩。盖伊·福克斯之夜到来前,他们收集篝火用的木柴,劲头十足,谁的木制物件若是无人看管,可就不太安全了。
大人们也算不上克制的榜样。附近一位烟草店老板买来大批烟花,想找个干燥的地方存放,就把它们放在自家壁炉上方的炉台上。结果,烟花在客厅里炸响了。事发时彭德里并不在场,但看到了事后的情景。
他早年的科学尝试也一样热闹:玩具被拆开,不一定装得回去;自己组装收音机;还有那些伴着闪光和巨响的实验。上中学后,一个农夫的儿子成了他的“同伙”,农场也为他们提供了做实验的地方。被问到当时是否担心过这些东西可能被滥用,彭德里回答:“我本该担心的。”
他很看重兴趣浓厚的孩子与神童之间的区别。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说,“我只知道,自己对它的兴趣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记得,那时自己不大自信,并非争强好胜。在学校里,他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长处显露出来。语言却是另一回事:“我讨厌语言。我一点天赋也没有。”
十岁左右,晶体管的出现让他的兴趣更加浓厚。一位做无线电工程师的叔辈亲戚给他提供电子技术杂志。那不是大学教科书,而是向熟悉旧式设备的工程师介绍陌生的半导体技术,让这个小读者有机会接触新知识,不再只是多造一台收音机。
那时的孩子还不懂学科之间的界限。“你看到的就是眼前的科学,乐在其中,”他说。
这股求知的劲头,如今依然可见。“我的脑子闲不住,”他说。它不喜欢无事可做。创造力还取决于头脑积攒了哪些可供思考的素材:学到的知识、遇到的问题,以及留在脑中反复琢磨的想法。
导师,和工作之外的生活
然而,在剑桥,好奇心并未让求学之路一路顺遂。本科第三年,他过得并不愉快,最终拿到二等一级学位,而非他原本希望拿到的一等学位,这也缩小了他可以选择的研究课题范围。内维尔·莫特(Nevill Mott)帮助他联系上沃尔克·海涅(Volker Heine),后者成为他的博士生导师。
彭德里记得,即便已到傍晚、该吃晚饭了,海涅仍会为一个想法抽出时间。他从中学到的,并不只是要选一位才华出众的导师。导师需要在领域里有分量,也要有时间、有兴趣关注学生。只有声望,没有关注,并不够。
他于1969年完成博士学业,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并在达斯伯里实验室(Daresbury Laboratory)带领理论研究组,随后于1981年加入伦敦帝国学院。他的职业生涯既有科研,也有管理职责。他并不把照顾团队成员看作科研途中令人无奈的打断。
“如果你对一些人负有责任,那么对他们负责,永远是你的首要责任,”他说。
不过,从达斯伯里搬到伦敦,仍然要算一笔科研之外的账。他接受了降薪,而伦敦意味着昂贵的住房和令人烦恼的通勤。他与妻子帕特(Pat)一起商量了这个决定。
两人在剑桥相识,当时她是一名数学博士后研究员,后来于1977年结婚。到搬去伦敦时,她在公务员系统的职业发展同样需要考虑。好在她的雇主欢迎她调往首都,还提供了相应的经济激励。这次搬迁,对两人都行得通。
我们想听听他在个人生活中作过哪些牺牲,彭德里却温和地打破了这份预期。
“我觉得个人生活一直顺风顺水,”他说,“不好意思。”
两条成功之路
谈到职业上的抱负,他也同样坦率。新的发现让他保持动力,赞许也有帮助。一个好想法发表出来,得到欣赏,会令人愉快。他并不声称,科学家都超脱于这些感受之外。
“我想,我们心里都有这份虚荣。当然,我也有。”
重要的是,想清楚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对于年轻科学家,他提出两条通往成功的路:先积累扎实的研究成果,再承担更多所在机构的管理职责;或者,持续走一条以原创研究为核心的职业道路。
这两条路没有高下之分。他曾担任系主任,也在伦敦帝国学院承担过高级管理职责。他认为行政管理很重要,也曾短暂考虑过沿这条路走得更远。
“最后,我认定自己最擅长的还是研究,”他说。
在他看来,通向学术领导岗位的道路更常见。他自己这条以研究为中心的路,“并不罕见,但走的人是少数”。有志于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需要考虑时机:还未证明自己的能力就转过去,可能为时过早;等得太久,又可能缺少担任高级职务所需的经验。
重新开始的勇气
对于想不断有所发现的人,他推荐一种习惯,也是我们交谈时他反复提起的做法:“我非常推荐一个办法,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这十年一个周期的做法。”
理论研究让转向更容易:“做理论的人,可以轻装上阵。”与那些投入了昂贵实验设备的研究者相比,一个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后,他更容易转向——但他对学生的责任仍然在。
在职业生涯中,他从表面科学转向无序材料中的波,再转向超材料。如今,他正在探索性质随时间变化的系统。
重新开辟研究方向是有代价的。做表面科学时,他已站稳脚跟,得到同行尊重。离开意味着,先向老同事解释自己的决定,再在新的同行面前重新证明自己——他过去的声誉在那里没有多少分量。放下一个自己已经成名的领域,并不容易。
但他的十年周期并不只是求新。真正要问的是,自己是否还能够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为下一个方向做好准备,是为了保留选择的余地,而不是等到只剩下什么角色,就被推去承担什么角色。
重新出发也不意味着抛开专业积累。他的建议首先是,练就一项过硬的本领,了解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寻找好的指导。在此之后,拓展方向才有意义:“你才有自己的东西可以贡献。”
他把这段学习过程比作学钢琴:先要多年严格练习,才谈得上弹奏自如。涉猎再广,也得有坚实的基础。
未知,以及其他乐趣
与此同时,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吸引力的一部分。“走进一个新领域,是因为那里有未知,”他说,“你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
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可能,另一些人则将这些可能付诸实验。其中就有现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以及现为港大教授的方绚莱(Nicholas Fang);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团队于2005年通过实验展示了银超透镜。但科学发现并不能可靠地按时间表推进,好让某项产品赶在下一次选举前问世。他主张科研资助的覆盖面要足够广,为意想不到的发现留下空间。
他希望科学家之间也能保持同样的开放。“我们应该努力让科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事业,”他说。他知道,成功的技术可能被用于军事,也因此受到安全限制。然而,研究者能拜访谁、能讨论什么受到限制,仍让他忧虑。政府可以制定规则;但因此错失的交流,并不总是无关痛痒。
即便是人工智能,也没让他防备起来,声称有些事唯有人类能做。他用AI帮助编写用于计算的代码。“要说AI做不了什么,那可太轻率了,”他说。
访问期间,他向港大社群领袖谈起与朋友相聚的乐趣:“来到这里,和我所有的朋友交流讨论,对我来说很能激发思考。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工作之外,还有音乐、园艺和摄影。他曾写道,自己在提高钢琴水平上的努力,并没有像科研那样成功。这些爱好不必靠帮助他提高物理研究水平,才证明自身价值。被问到其他兴趣是否有助于科研时,他给出另一种理由:“这对我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做理论物理了。”
八十多岁的他,一些昔日的学生都已经退休,却仍在寻找下一个问题。然而,一生对光的研究,并没有取代那份早年的乐趣:反射的阳光渐渐照亮卧室,而他期待着走出去,发现新的一天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