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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煙花到隱形斗篷: 約翰·彭德里爵士不斷重新出發的人生

從煙花到隱形斗篷: 約翰·彭德里爵士不斷重新出發的人生

編者按:約翰·彭德里爵士是港大於2026年11月18日舉行的第219屆學位頒授典禮上,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四位人士之一。本文根據他与港大讚詞宣讀員貝淡寧教授,以及他到訪期間向港大社群領袖所作的非正式發言寫成。

我問約翰·彭德里爵士,「光」這個字讓他想起甚麼,他並沒有先談方程式。他想起小時候住在英格蘭西北部的集鎮 Ashton-under-Lyne,早上醒來,看見陽光從對面紅磚屋反射過來,睡房滿是橙色的光。

「看見那道光,就知道這會是美好的一天,」他回憶道。

這位倫敦帝國學院的物理學家,參與建立了超材料背後的理論。超材料是經人為設計的結構,能以一般材料做不到的方式,控制電磁波的傳播。他提出的超透鏡和隱形斗篷構想,令他享譽國際。然而,在我們的交談中,這位科學家的故事卻從更平凡的地方說起:一個想弄懂事物如何運作的孩子,面對着一個處處都有東西值得探究的世界。

在 Penny Meadow 長大的男孩

彭德里1943年出生,在蘭開夏郡一座棉紡業城鎮長大。戰時住房困難,父母於是搬進祖母家。祖母開了一間店,售賣糖果、雪糕和朱古力。他在已出版的自傳中稱那裏是「小男孩的天堂」。地窖裏還放着棄置的機械和電器設備,那又是另一種寶藏。

店就在 Penny Meadow。這個含有「草地」之意的名字讓他覺得好笑,因為那裏的草早已不見蹤影。店主與家人都住在附近,孩子們不愁找不到玩伴。每逢 Guy Fawkes Night 前夕,他們便為篝火收集木柴,那股熱勁,讓無人看管的木製物件都難保安全。

大人也不見得有多克制。隔鄰煙草店的老闆買了一大批煙花,為了找個乾爽的地方存放,竟把煙花放在生着火的壁爐上方的架子上。結果,煙花就在客廳裏炸響了。事發時彭德里不在場,但看到了事後的情景。

他自己最初的科學探索,也同樣熱鬧。他會拆玩具,卻不一定重新裝好,也會自己造收音機,做些冒閃光、砰砰作響的實驗。中學時,一名農夫的兒子成了他的「同謀」,農場讓他們有地方做實驗。問他當年有否擔心過這些嘗試可能被不當利用,彭德里答道:「我當時應該擔心的。」

對他來說,出於興趣探索的孩子,與神童之間的分別很重要。

「我那時並不知道自己有這方面的天分,」他說。「我只知道自己着了迷。」

他記得自己當年不太自信,談不上爭強好勝。在學校,他漸漸發現自己在科學和數學方面的長處。語言卻是另一回事:「我討厭學語言,一點天分也沒有。」

大約十歲時,晶體管出現,令他對科學的興趣更深了。一位當無線電工程師的叔輩親戚給他電子技術雜誌看。那些不是大學教科書,而是向熟悉舊式設備的工程師解說陌生的半導體技術,讓這位小讀者有機會接觸新觀念,不再只是多造一部收音機。

當時的他還不知道,學科之間也有分界。「你只管看着眼前的科學,享受其中的樂趣,」他說。

這份求知慾至今仍然看得見。「我的腦袋閒不下來,」他說。它不喜歡無事可做。創意能否萌生,也取決於腦袋裏有甚麼可供思考:學到的知識、遇上的問題,還有留待反覆琢磨的念頭。

良師與工作以外的人生

不過,在劍橋大學,這份好奇並沒有讓他的求學之路一路順遂。本科第三年過得並不愉快,最後拿到的是二級甲等學位,而非他期望的一級學位,研究課題的選擇因而少了。Nevill Mott 幫忙牽線,讓他認識了後來成為博士導師的 Volker Heine。

彭德里記得,即使到了傍晚,本該吃晚飯了,Heine 仍會騰出時間聽他談一個想法。這段經歷讓他明白,選導師不能只看對方是否才華出眾。導師固然要在學術領域有地位,也要有時間和意願指導學生。只有聲望,卻沒有關注,並不足夠。

他於1969年完成博士學位,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也在 Daresbury Laboratory 領導理論研究組,1981年加入倫敦帝國學院。他的事業除了科學研究,也帶來管理責任。他並不覺得照顧團隊成員是打斷研究的麻煩事。

「如果你要對一群人負責,那就永遠是你的首要責任,」他說。

然而,從 Daresbury 搬到倫敦,考慮的不能只是研究。他接受了減薪,而倫敦的房屋價格高昂,通勤也令人煩惱。他與妻子 Pat 一起商量這個決定。

他們在劍橋相識,當時 Pat 是數學博士後研究員,兩人於1977年結婚。到考慮搬往倫敦時,她的公務員事業同樣重要。幸好,她的僱主樂於安排她調往首都,還提供了經濟上的誘因。這次搬遷對兩人都可行。

問起個人生活上的犧牲,彭德里的回答很溫和,卻沒有順着預想中的故事走。

「我覺得,個人生活方面一直都一帆風順,」他說。「不好意思。」

兩條通往成功的路

談到事業上的抱負,他同樣坦白。發現新知讓他繼續前行,但讚賞也有用。一個好想法發表後得到欣賞,自然讓人高興。他並不會說,科學家就不在乎這些。

「我想,我們心裏都有這份虛榮心。當然,我也有。」

重要的是想清楚,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對年輕科學家,他指出兩條通往成功的路:先累積紮實的研究成績,再在所屬機構承擔更大的責任;或是一直走以原創研究為核心的路。

沒有哪條路天生更好。他曾任系主任,也曾在倫敦帝國學院擔任高層職務。他認為行政工作很重要,也曾短暫考慮過在這個方向走得更遠。

「最後,我認定自己最擅長的還是研究,」他說。

他認為,走學術領導這條路的人比較多。他自己以研究為重的路,「不算罕見,但選擇的人是少數」。有意走向領導崗位的人要考慮時機:還未證明自己的能力就轉過去,可能操之過急;等得太久,又可能缺乏出任高層職位所需的經驗。

重新出發的勇氣

對想繼續探索、尋求新發現的人,他推薦一個在我們交談中反覆提到的習慣:「我非常推薦一個我一次又一次提過的做法,就是以十年為一個週期。」

理論研究讓轉換方向容易一些:「做理論的人,可以輕裝上路。」不像那些離不開昂貴實驗儀器的人,當一個研究問題已走到盡頭,他便較容易轉換方向——不過,他對學生的責任仍然在。

一路走來,他先研究表面科學,再研究無序材料中的波,然後轉向超材料。如今,他正探索性質隨時間改變的系統。

重新出發是有代價的。在表面科學領域,他已站穩腳步,受到尊重。離開,意味着要向老同事解釋自己的選擇;到了新的領域,他以往的名聲沒有多大分量,又得向新的同行重新證明自己。放下一個自己早已闖出名堂的領域,並不容易。

不過,他所說的十年週期,不只是貪新鮮。真正要問的是,自己是否仍能作出有價值的貢獻。預先準備另一個方向,是為了保留選擇的餘地,而不是等到選擇所剩無幾,才被推向餘下的位置。

重新開始也不等於丟開專業所長。他的建議是先掌握一門紮實的本領,了解前人已取得甚麼成果,並尋求好的指導。有了這些,再去開拓其他方向才有用:「你才有東西拿出來,為大家添一分力。」

他把這段打底的過程比作學鋼琴。先要經過多年有紀律的練習,才能彈得流暢。涉獵再廣,也得有紮實的根基。

未知與其他樂趣

而不確定,也正是吸引人的地方。「你走進一個新領域,正是因為那裏有未知的事物,」他說。「你不知道自己會找到甚麼。」

他的研究為後來的實驗探索開拓了可能性。將這些想法帶進實驗室的人,包括現任港大校長張翔,以及現任港大教授方絢萊(Nicholas Fang);他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團隊於2005年以實驗展示了銀超透鏡。但不能指望把科學發現排進時間表,保證趕在下次選舉前拿出一件產品。他主張科研資助應涵蓋足夠廣的範圍,為意料之外的發現留下空間。

他希望科學家之間也能保持這份開放。「我們應該努力讓科學屬於所有人,」他說。他明白,成功的技術可能被用於軍事用途,也可能因此受到安全管制。不過,研究人員可以拜訪誰、可以討論甚麼,若都受到限制,仍令他不安。規則或許由政府制定,卻不能因此認定,所有被阻斷的交流都無傷大雅。

即使面對人工智能,他也沒有急着劃出一塊人類獨有的天地。他會用人工智能幫忙編寫運算程式碼。「斷言人工智能做不到甚麼,未免太輕率,」他說。

到訪期間,他向港大社群領袖談起與朋友相聚的愉快:「來到這裏,與各位朋友討論,對我而言是很能激發思考的體驗。實在讓人精神一振。」

工作以外,他喜歡音樂、園藝和攝影。他曾寫道,自己努力提升琴藝,卻不如科學研究那樣成功。這些嗜好,不必有助物理研究才值得做。問他其他興趣有否幫助研究,他給了另一個理由:「對我有幫助,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把理論物理放在一旁。」

如今八十多歲,一些昔日學生都已退休,他仍在尋找下一個問題。但一輩子對光的研究,並沒有沖淡最初的那份喜悅:陽光反射進睡房,房間漸漸亮起來,他期待着出門,看看這一天有甚麼等待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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