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補貼能源到補貼人：PNAS 全球研究揭示化石能源補貼改革的減貧與減排路徑

取消化石能源補貼，是全球能源轉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

從減排角度看，讓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回到更接近真實成本的價格，可以減少化石能源消費；從民生角度看，能源價格上漲又會迅速傳導到交通、電力、食品和其他生活成本，對低收入家庭形成更大壓力。

很多國家因此面臨同一個問題：怎樣退出化石能源補貼，又不讓最脆弱的人群為能源轉型承擔更多成本？

9 月 17 日，香港大學地理系馮奎雙教授與馬里蘭大學孫來祥教授團隊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研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全球尺度的量化分析。研究的重要之處，在於它進一步追問了一個過去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取消補貼後省下來的錢，應該怎樣花？

研究團隊建立了覆蓋 124 個國家、65 個經濟部門和 201 個家庭支出組的全球社會核算模型，並結合各國現有社會救助和現金轉移體系，追蹤能源價格上漲如何沿供應鏈傳導到不同收入家庭。

這樣的設計讓研究能夠同時計算一項政策對碳排放、貧困和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論文採用的模型會追蹤能源成本經過生產網絡向各種商品和服務價格傳遞的過程。

結果首先揭示了現有補貼的分配問題。2022 年，研究覆蓋國家的顯性化石能源補貼約為 9,520 億美元，但全球最富裕 10% 家庭獲得的補貼收益約為最貧困 10% 的 8 倍；在低收入國家，這一差距更是超過 50 倍。

能源補貼雖然降低了所有人的能源價格，但能源消費更多的高收入家庭獲得了更大份額的收益。

直接取消補貼也會帶來明顯代價。模型估算，如果取消補貼而不給予補償，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可減少約 9.36 億噸，相當於全球能源相關排放的約 2.5%，同時約 4,200萬人可能因此陷入貧困。

真正改變結果的是財政資金的重新分配。

如果把取消補貼節省下來的資金透過現有社會救助體系定向轉給低收入家庭，模型顯示，全球貧困人口相較之前可減少約 1.31 億。如果社會救助覆蓋範圍能夠達到新冠疫情期間一些國家曾達到的水平，這一數字可擴大到約 2.21 億。

不過，返還得越多也不一定越好。家庭收入增加會帶來新的消費，而食品、製造品等商品背後同樣包含能源和碳排放。

在部分中等收入國家，把全部財政節余重新發放，甚至可能抵消原本的減排收益。研究因此指出，社會救助的目標應是充分保護脆弱家庭，而非把所有財政節余全部返還。

研究進一步測試了一個「80/20」情景：約 80% 的財政節余用於社會救助，其餘 20% 留作行政成本、減債、氣候韌性等其他公共用途。結果顯示，在多數國家，這樣仍可降低貧困，同時保留減排效果。

這項研究因此提供了一個更具體的能源轉型思路：公共資金可以從普遍補貼能源價格，轉向精準支持受到價格衝擊的人，保護真正脆弱的人群。做好這一轉換，政府有機會同時獲得減排、減貧和更多財政空間的三重收益。

對於未來的能源政策而言，社會保障體系也由此獲得了新的意義。準確識別需要幫助的人、建立高效的現金轉移機制和擴大社會救助覆蓋，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國家能否平穩推進能源轉型的重要基礎設施。